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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九七到二零零零，我和老姐在同一个中学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年，老姐大我三岁，我们被同一批老师教训，老姐上进，好学，不服输，眉宇间透露着刘胡兰的坚持和刚毅，我总被教育要向她看齐。那时候，老姐常说，人的一生，全靠奋斗。后来我们一起在北京上学，聚少离多。最近一次见到她，要求少了，无奈多了，老姐说，房也买了，婚要结了，不折腾了。老姐还说，北京是越来越不能住人了，夏天太热，冬天太干，空气中的悬浮颗粒超过大西北，房子还是那么贵，工作还是那么难。

心想，人性最复杂。人活世上小百年，十分之一活成了林彪和江青，十分之一活成了郭沫若和巴金，再十分之一活成了顾雏军，又十分之一活成了范冰冰，人编造各种诡异的理由，削尖脑袋，逼自己往套里钻。问题是，大多数人想不明白，什么套好，什么套坏，只是别人的套看起来更可爱。

心想，人性最单纯。没有哪一个物种比人类更无所敬畏，我卓尔不群，我出人头地，我上开盘古，我下创世纪，我让世界为我而转。人总习惯在追寻牛逼的道路上让自己显得傻逼无比。心理学上，叫“归因效应”(attribution error)，简单来说，妇女总会以为自己是张柏芝，缺乏的只是一双陈冠希的眼睛和相机。

然而，实际情况是，人在长大，心在老，你不可能永远尿那么高，偶尔午夜梦回，发现缺少的不仅仅是陈冠希，无力的不仅仅是小鸡鸡。习惯之后，学会接受，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发泄多余的激情和肾上腺素，哪的楼盘九八折，哪个商场大减价，隔壁小张的新包是PRADA还是CHANEL，青菜一斤九块二毛六还是九块六毛二。

好在黑暗之中，总有两盏明灯，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第一盏灯是宗教，是佛，是基督，是默罕默德。宗教告诉我们，世界是一分为二的，永远有另一双眼睛看着你，你偷了别人的橡皮，下辈子一定少一块；你偷了别人的老婆，下辈子一定没人爱；你此生进了广电总局，来世一定是AV女优；你这辈子提好裤衩从天上人间的前门出，下辈子一定被扒光往天上人间的后门送。宗教使我们恐惧，因果报应之下，人人皆有定数，使坏之前，内心会犹豫，惦记着地狱的温度是不是高过洗浴中心的澡堂，下辈子投胎会做一只禽流感的鸡，猪流感的猪，还是疯牛病的牛。

第二盏灯是历史。纸笔不骗人，社会再和谐，司马迁再没小鸡鸡，也还是有事实，也还是有真相。历史警告我们，时间会证明一切，一时的傻逼和牛逼没有太大区别，人命拼不过天命，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拿破仑和希特勒也只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要在意淫古人的同时预见自己的未来，要能明白有些道理亘古不变，要能从希特勒缺少睾丸的小鸡鸡窥见他阴暗潮湿的人生企图。

劝老姐，气候不好，就多回家。房子再贵，工作再难，够吃够住够生活就行。只要自己对得住自己，不如意事太多，人生太变态，就随它去吧。

套用黑人兄弟的话，“Life's a bitch.”

西方社会学里，有一个“自我”的概念，强调感知与被感知（Known & Knower），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一个人，只有完整了感知与被感知，从此岸到达了彼岸，才能成就“真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嬉皮运动，美国各地男女青年纷纷上路寻找彼岸，到今天，大部分美国小孩，大学之后，社会之前，还会上路，还会去远方，还会在不同的天空下倾听灵魂的召唤。

彼岸与年龄无关。有的人生下来，一睁眼一闭眼，就到了彼岸，就能明白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有的人，过了大半辈子，五十而不知天命，眼神比怀春的少女还迷离，永远四十五度看天泪流满面，他说，他忧伤。

彼岸与经历无关。大流氓摸过的姑娘不一定多过妇科大夫，五毫升体液不一定比童男浓稠，一支烟一杯酒，一句诗一首词，他们依然出现在各种妇女的春梦中，挥之不去。我有一个老同学，生途坎坷，命运多舛，经受过大磨难，亲历过大悲喜，从十五岁开始拷问人生和未来。最近碰到，她说十年之后，人生有大悟，信仰在远方。我问，多远。她说，还待想。

彼岸与才学无关。简单的事物往往蕴藏最多的道理。你不用明白花儿为什么春天开，猫儿为什么春天叫，但你一样能体会为什么一年四季惦记的都是她；你不用追溯五千年前，你不用预测五千年后，但你一样可以看见有些道理亘古不变；你不用懂物理，但你可以从流沙理解宇宙；你不用懂哲学，但你可以从一花参透禅机；你站在原地，身后就是历史，眼前就是未来，心中就是彼岸。

有时候，我想，造化弄人。我先天幼功不足，摸姑娘之前，无法理解怎样嫩滑怎样香甜怎样直接生猛下体肿胀，我一闭眼一睁眼，花还是花，树还是树，彼岸还是彼岸。老天偏偏又设计我后天生性好奇，班花的小手是否更滑，鲜嫩如何，香淡如何，酸甜如何，我一闭眼一睁眼，花还是不是那支花，树还是不是那株树，彼岸还是不是那个彼岸。

我常常思考，一个人的彼岸有多远。

他必须自由。思维的自由。他不用时刻惦记八十岁的老母和流着鼻涕的傻儿子，不用算计下个月的生活开销和老婆的名牌包，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油烟。他可以泡一杯茶，点一支烟，花一个下午想象生活的原貌，他梦见大海，他就能远航，他梦见蓝天，他就能飞翔。

他必须行走在人生边上。他不能是人生导师，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几千万未婚青年的行为范本；他不能上胡润榜，每天睁开眼面对几千员工的生死存亡；他不能进中南海，三百六十五天开会讨论国家规划和领导精神。他要有一份平静，有一份淡然，看风起风停，云卷云舒。

他必须抽离。社会学里有个理论叫“镜中窥己”(View self from glass，直译：从玻璃的角度看自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年华总是匆匆的，生命总是短短的，他必须停下脚步，听听自己唱的到底是东北二人转还是京韵大鼓，唱腔如何，声瑟如何，神韵如何。他要比生活高半度，要能俯视自己的全貌，要能举杯邀月，对影成三。 

二十年后，吊着下坠的双胸和无力的小鸡鸡，我们中的多少人，还会偶然想起，那个年少的未来，和这个曾经的彼岸。

到美国一年，偶尔走在大街上，松鼠比行人多，汽车比单车多，教堂比公厕多。

当初，借住一家美国人，五个小孩，大狗大猫，房子傻屄大，花园傻屄大，生活粗犷而单调。习惯之后，也能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好处。月明星稀，照着园子里的大树劈几根树枝，生起篝火，一家人光着脚坐在草地上，火光映着人脸和狗脸，望向浩繁的夜空，谁还记得生活细微的苦闷。

最大的好处是信仰。单纯的生活往往能够滋养强大的精神力量。不看电视，不上网，只读简奥斯丁和呼啸山庄。花钱请家教，大学之前不上任何公立私立学校，大学之前心中不留下任何妇女的音容笑貌。我能想象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概也就这样。除了狗和猫，一家人都是基督徒，都会在饭前便后洗手的同时感谢上帝。有一次，我问三岁的小女儿，上帝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她抱着芭比望着我，不是信仰(belief)，是联系(relationship)。

有时候，我想，这一辈人，义务教育九年，三千多个日月，从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到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信仰被反复蹂躏。有信仰的很少，信仰共产主义的更少。但依旧可以绑着红领巾，举起右拳，时刻准备着。每一幅红旗都是无数前人的鲜血染红的，每一幅红旗上都留着无数后人的唾沫。

数百年前，国人信天，天之下是天子，九五至尊。老百姓看天吃饭，饭前便后不洗手的同时不忘跪拜天子。从那时候开始，信仰就人格化了。奉天承运，天子说的话是圣谕，天子放的屁是圣屁。

数百年后，人造卫星终于在天空放起了东方红，而老百姓提起四人帮，却竖起了五根手指。

在人大的时候，宿舍有个哥们，藏族，信佛。禅珠挂在床头，对人生充满疑惑的时候摸一摸，天就蓝一点草就绿一点，身边的妇女就可爱一点，实在遇到大疑惑，到雍和宫上两柱香，人生就能豁达如大海，生命就能绽放如夏花。

他常说，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

再后来，在美国，每每遇上基督徒传教，问我有什么畏惧或不安。我总会想起那句话，和那串禅珠。

高考那一年，公元二零零三，全国人民戴着口罩抗击非典，我老妈一天洗三次手，再逼着我和我爸洗三次，我们全家一天洗九次手，老妈说，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摸的不摸。我问老妈什么不该摸，老妈说，人。 那段时间，我悄悄摸着心爱的姑娘，体温急剧升高，下体急剧肿胀，我暗想，老妈神明。

那年夏天，我们每天拉着小手仰望湛蓝的天空。她说，不准摸其他姑娘，去了北京也不准。我看着她，眼睛发出绿光，眼角有泪光闪烁。

后来，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她问我，北京好不好。我说，不好。她又问，什么样的地方才算好。我说，有小手摸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才算好。

生在八十年代中，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怀着共产主义梦想下海追逐市场经济大浪潮，长三角珠三角海南岛，深发展的股票发疯的涨。我老爸那年三十出头，风华正茂，买了俩麻袋准备去深圳。老妈说，去就去，带什么麻袋。老爸说，装钱，一袋去，两袋回。后来，老爸被老妈横刀立马拦在了家。再后来的二十年，每次二两酒下肚，老爸总会摇着头，拍着桌子，说，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啊。

在我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想象着，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民很富足，那里的人民用麻袋装钱，一袋去，两袋回。

九十年代末，市场经济的泡沫和共产主义梦想一起破灭，国有企业改制，下岗职工超过三千万，老妈每天学习三个代表。我问老妈，我代表谁，老妈说，你被党代表，我问，谁代表党，老妈说，北京代表党。后来，我用了四年发现，不是所有人民都可以代表党，也不是所有党都能被人民代表，这是后话。刚到北京的第一年，我走在大街上，我看见好看的姑娘十几个，不好看的愤青几十个，我默默掏手机，短信给她，北京没有湛蓝的天空，你那呢。

后来的后来，别人拉上了她的小手，而我拉上了别人的小手，可是，每次仰望天空，我都盼望着能看见一片蓝，深如海水。

二十一世纪，申奥成功，房价飙升，A股从千点重回六千六，全国人民都畅想着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老妈每个礼拜提麻袋去银行买基金，我老爸每天戴着老花镜等着开盘又是几个涨停，我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和全世界一起欣赏中国人民的疯狂。

我常常看着美国的天空，特别蓝，特别宁静，特别不真实，我会忽然怀念起从前的一段时光，我想象着，在这片天空下，是不是也有人做过一样的傻事。

什么样的地方才算好。

有时候，我想，一个好地方，要能看见蓝天，要能看见飞鸟飞过的痕迹，要有树，要茂盛，要能从树叶的缝隙看见阳光，它不能四季如春，它要有真切的季节更替，要能看见春雪，要能听见夏蝉，要有秋叶，冬不能太严酷，也不能太温柔，要有山，要深，要有流水经过，要能在山顶看见大海，大海要壮阔，要能闻到潮湿的海风。

也要有人，要怀有理想主义情节，不一定要文艺，但不能无视艺术，愤怒要有，但不能过多，要相信美好，要相信爱情，不一定要善良，但要真诚，要懂得悲伤，但心存希望，要会释放，要会疯狂，要能感受生命的力量，要有钱，不能太多，不能多到贪婪，也不能太少，不能少到贫穷。

也要有建筑，不一定要有设计，但要有历史，要能看见斑驳的墙壁，要有故事。

也要有姑娘，不一定要好看，但要别致，要让人难忘，要坚强。

还要有文字，能打败时间。

有一次，她说，有些地方，太过美好，一个人无法承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承受，这样的美好。

以前在人大，班上有个东北同学，四季在头上绑一根腰带粗的发带，屎黄屎黄的，配上他的鞋拔子脸，无论远看近看，都像一只倒挂树上的菠萝。

当时宿舍有个哥们，刚从香港背着十几G的A片回来，对于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和资本主义腐朽世界的生活落差还没什么思想准备，他坚持说，菠萝一定是山大王（大：DAI）。

我一直不大同意。因为我想不明白，大流氓如山大王为什么能长得像农民工一样纯朴。

什么样的流氓算厉害。穿条花裤衩蹲在街口看姑娘，看看谁的小手白，看看谁的小腰细，吹两声口哨来两个黄段子，回头还得抱着花花公子自己解决自己。这是以意淫人。

带一帮小流氓，提两把西瓜刀，左青龙右白虎，看上谁家小媳妇，或明抢或暗偷，霸王硬上弓。这是以体淫人。

占一片山，立一杆旗，落草为寇，有好肉有好酒，喊一声，方圆三百里谁家有女初长成，立刻有鲜嫩的处女从山脚排到山顶。这是以威淫人。

写两句小诗，吟两首小曲，敢叫石女春心荡，作天下第一位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这是以才淫人。

意淫者不如体淫者，花花公子再好看终非活物，眼耳鼻口身意，狠狠看一眼，轻轻摸一手，如何香淡，如何酸甜，才能邪念起，才能四体酥麻下身肿胀。

体淫者不如威淫者，姑娘撩人之处在兴不在型，玉环胸，小蛮腰，扒了衣服平躺如死鱼，心先凉了半截，倒不如风骚村妇淋漓酣畅。

威淫者不如才淫者，威淫者再大，不过大英雄，不过中南海老干部，不过财富五百强，大英雄往往不解风情，老干部往往有心无力，财富五百强还要惦记着私生子和婚前公证。

只有以才淫人者，风流如柳三变，才算得上大流氓，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一把纸扇混迹秦楼楚馆，无室无妻阅尽天下佳人。

从前在人大，一个姑娘骂我是流氓，我问她是好是坏，姑娘说，不知道。我又问她，那流氓好还是农民工好，姑娘白了我一眼，说，别拿人当傻子，当然是流氓好。

再前不久，我跟老妈说，我不读书了，我要上山当流氓了。老妈说，流氓也要有文化，不然当了山大王立了山寨旗，把狮子画在雪山上，多丢人。

早晨打开电脑，看到姑娘S的邮件，她说，真快啊，转眼就22了，北京变了很多，人大变了很多，撩人姑娘也多了，可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我们这一辈人，刚赶上社会主义基本国策，没什么兄弟姐妹，没学过温良恭俭礼乐信义，没见过大场面，没遇到过大磨难，基本上没什么大理想，但我们亲自见证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尽情畅游。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每年一月份的第七天，我总觉得长大是一件神圣而美好的事，虽然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每年生日，老妈都送我厚如板砖的一套书，四大名著好不好，全唐诗好不好，宋词元曲好不好，史记好不好，我从没见老妈那么豪放过。那时候，一套四大名著十六开精装本是老妈半个月工资，是五六套新衣服，是七八个变形金刚，是几十斤大白兔，手里抱着沉甸甸的。老妈说，新衣服会穿破，变形金刚会玩腻，大白兔只会吃出大虫牙，书好，放了几百年，还是四大名著，还是全唐诗，还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一样读。

后来，新衣服每天都能穿了，变形金刚全都玩腻了，大白兔已经没人吃了，四大名著也便宜如草纸了。每年生日，都变得大同小异，平淡如水过。再后来，上了中学，生日平安夜和情人节成为了小男生小女生一年中最重要的三天。在这三天，你可以买一盒包装精美的进口巧克力偷偷放在谁谁的课桌箱，你可以悄悄抄两句小情诗寄给隔壁班的女班长，你还可以默默对着蜡烛许愿希望来年摸摸谁的小玉手，这三天里，你可以尽情意淫，老师管不了，老妈管不了，上帝也管不了。在那几年里，随着激素水平的逐渐上升，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日的种种向往。那时候，班上有个女生，眼大腰窄皮肤白皙，梳着整整齐齐的马尾，走起路来前后乱晃，我每天看着马尾，内心也随着动荡不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摸到她白嫩的小手，我想，一定很滑。至于摸过之后如何，我能得到什么，她又会失去什么，我无从而知。 后来，生理和心理在悄悄起着变化，我终于上到了生理卫生，我也终于摸到了她的小手，但我仍然不确定我得到了什么。再后来，高中毕业，大家就没了后来。那年生日，她送我一瓶纸鹤，一支就是一天，从认识到毕业。多年之后，这仍然是我记忆中唯一的生日礼物。来美国前，我电话她，她说还是别见了，她说她现在挺好的。其实我只想问问她，是不是还记得那些叠纸鹤的夜晚。

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四年里人和事如云烟，过眼就忘，只是每年的生日还依稀有些印象，四年里的琐事也随生日的线索逐渐浮现。四年里，谁什么时候交了新女友，谁又闹分手闹得歇斯底里，谁想当大官，谁想发大财，谁想包养女明星，谁又想专心搞学术。那四年里，生活过得错乱颠倒，往往每年到了一月份的第七天才会想起，又是一年了。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开始习惯在岁末回忆这一年自己做了什么傻事，摸过几个姑娘，那些姑娘如何形容曼妙，如何蛇蝎心肠。要靠着生硬的回忆来感受时间的流动，我想，人一旦有这种感觉，肯定就是老了。

前两天，女人D问我，跨年干嘛了，有没有倒数，有没有兴奋，有没有扯着嗓子喊五四三二一。我说我只是想不明白，明年和今年，今年和去年，会有什么不同。